萬里長江第一城

N萬裏長江第一城

文/ 牛放

牛放，四川仁壽文宮人，1963 年 5 月生於四川平武。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文學創作一級。出版文學專著《落葉成土》《詩藏》等 5 部。獲冰心散文獎，四川文學獎、首屆中國西北部散文獎等。曆任《草地》《四川文學》《星星詩詞》主編；四川省作家協會七、八、九屆主席團委員，四川省作家協會散文專委會副主任，中國散文學會理事，四川作家書畫院院長，廣漢市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會文學專委會主任，四川省劉氏宗親聯誼會漢文化專委會主任。

現為四川民族學院教授、四川省詩歌學會副會長、香港文學藝術研究院研究員。——長江第一城西南宜賓，則是國家的腹地，進，不是起點，退，定是終點，唯有固守。對於國家民族存亡，宜賓的長江就是底線，這裏，固守的責任和擔當就是長江的品德。

金沙江和岷江交匯後，便有了一個嶄新的名字——長江，而交匯的地方就是宜賓。

長江，作為中國的第一大江，在它的流脈上繁衍生息了無數座重要城市，諸如上海、南京、武漢、重慶等等大城市，當然還有瀘州、萬州、涪陵、宜昌、荊州、嶽陽、黃岡、九江、安慶、銅陵、蕪湖、揚州、鎮江等等著名曆史文化名城。它們都因長江而生，因長江而興，但它們都不是第一城。

宜賓上下的兩座西南大都會成都和重慶，成都位於岷江中遊，重慶則排在長江城市名錄中的宜賓下方，這實際上是宜賓得天獨厚的地理殊榮。

這些不過是一些地理位置排序的虛幻名分，而作為一座城市，榮耀應該是它的文化。

那麼宜賓究竟是一座怎樣的城市呢？

宜賓地處雲貴川三省結合部，有 2200 年建城史、4000 年釀酒史、3000 年種茶史，是中國曆史文化名城。常住人口 458 萬，以僰苗文化、長江碼頭文化最為顯著。僰人，空中寄放的願望古時候，宜賓一帶生活著僰人，他們是一個尚武的民族。

從西周到明朝萬曆元年（約公元前 1066 年——公元 1573 年）長達 2500 餘年的時間裏，他們生存、繁衍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他們曾參加過周武王伐紂的牧野之戰，建立過卓越戰功，而後被封為 「僰侯」，建立了 「僰侯國」。封地和國都就在今天的宜賓地區。

僰人雖然是一個消亡了的民族，但宜賓的僰文化仍然有遺存，僰文化對於宜賓文化而言，是宜賓文化血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經與漢文化為主體的多民族文化融為一體。

宜賓珙縣，至今還保留著許多以僰人命名的地名，如：僰人村、僰人寨、僰人灣、僰人溝、僰人坳、僰人岩、僰人山等地名。

僰人文化是原始的農耕文化。

據《興文縣建武城崇報祠明碑》記，僰人為「火耕流種」，從事農耕，栽荔枝、種蒟 （音 ju，類似桑葚植物），故在僰道境內，盛產荔枝和蒟豆。《太平寰宇記》 卷 79 《郡國志》記：「西夷有荔枝園。僰在夷中最賢者，古所謂僰僮之富。多以荔枝為業，園植萬株，樹收一百五十斛。」種植業是他們的重要產業。僰人還善於制作竹工藝品，質量工巧，甚至通過茶馬古道和絲綢之路交易，流傳到西域或印度。在珙縣麻塘壩懸棺博物館，陳列著不少出土的僰人用品，有僰人的銅鼓、其中的一頂竹帽令人歎為觀止。整個竹帽工藝精湛、做工細而工巧，造型優美。僰人把蒟用來作釀造原料，釀出的酒取名為「蒟醬」酒，采用的釀造方法，叫「窨酒術」。珙縣的一些農村，還

（散文）

保留著僰人的「窨酒術」，而著名白酒宜賓「五糧液」，也不能說與之完全沒有瓜葛。

僰人男椎髻、短服左襖，女丫髻長裙，皆為赤足。僰人善騎馬，也常養馬、販馬，馬業興旺。其所養馬叫「羈縻馬」，軀小而體健，登山靈活，負重善馳，官府喜歡而稱為「良馬」。僰人進入市場販馬，與漢人交往，換回茶葉、鹽巴、布匹等生活必須用品。根據體型和耐力推斷，這些馬的源頭極有可能是著名的河曲馬。當時僰人的生活條件十分艱苦，或以山為營，或屯居為寨，或沿川為堡，或洞穴為家，「雄盤險峨」，隨遇而安。

僰人的喪葬文化具有獨特的曆史價值和文化價值。能突顯僰人這種文化的有兩樣東西：岩畫和懸棺。僰人留給後世的這兩樣東西均在險峻的高岩上，它們是僰人的珍貴文化遺跡。

僰人岩畫以紅色、白色作原料，用平塗手法繪成，線條粗獷流暢，造型古樸簡潔。畫面是生活的日常內容，或馬、或騎、或舞、或樂、或器、或魚、或獵等等。岩畫往往與懸棺相配搭，互為背景，似乎具有生與死的某種象征意義。

僰人的葬式采用懸棺葬，即把棺木置於幾十米高的懸崖峭壁上。棺木用整木剜鑿而成，不上漆，木質異常堅硬。僰人懸棺主要集中在珙縣麻塘壩、蘇麻灣兩地的41 處 288 棺和興文九絲城外德勝河、毓秀河兩岸的 6 處162 棺。

關於僰人懸棺葬俗，《珙縣志》記載：「相傳有羅因者，因僰人嘗其滅宗，乃教以懸葬岩上，子孫高顯。於是爭掛高岩以趨吉。」民間也有人說，是諸葛亮用這個辦法消耗僰人的力量。三國時，諸葛亮南征路過僰地受阻。他看到天旱地幹，就讓人放風說：旱災是由於僰祖墳風水不好，如將棺材移到懸崖上，來年一定好收成。僰人信以為真，就放下戰事，忙著遷墳，諸葛亮趁機過境離去。不料次年果然五穀豐登、人畜興旺。於是，懸棺葬便代代相傳下來。

但在刀耕火種的年代，懸棺如何置於懸崖之上，眾說紛紜。有說鑿岩為路，放棺後又毀掉路；有說先以土填埋崖壁，然後再去土；有說崖頂放繩索；有說搭廂架…… 究竟如何？依然不得其解。

或許這正是僰人的智慧與巧思，他們沒有文字，也就沒有用自己的文字為後人留下他們的曆史。但他們用美妙的岩畫和懸棺，在懸崖峭壁上留下了他們奇特而悲壯的史詩。

銅鼓是僰人的重要象征。在僰人文化中，銅鼓象征著財富、權利和地位。僰人世界裏，銅鼓在作戰中用來鳴金聚眾，呼喚同類，鼓舞士氣。在興文縣、珙縣僰人博物館，陳列有銅鼓。其直徑 70、80 厘米，高一尺，腰有四耳，鼓面有銅鼓徽，其形狀為圓圈，中間有放射狀的圖案，並鑄有四動物。據考古者說，這就是僰人太陽鳥崇拜。僰人銅鼓分為天、地、人三個字號，最大的天子號銅鼓可值千牛，次之的地字號銅鼓可以值七八百、五六百頭牛。得鼓二三，便可稱王。僰人也用銅鼓作娛樂、隨葬品，或用為祭祀，以求福佑。秦朝統一中國後，宜賓建立了僰道縣，縣城所在地就在今天的宜賓市區。

北魏景明二年（公元 501 年），僰道為「夷戎」占據，南朝梁武帝大同十年 （公元 544 年） 平定 「夷戎」 後，於僰道城設戎州，北周於明帝元年（公元 557 年）在戎州原僰道縣地域建外江縣，作為州治。此後曆朝曆代，幾經衰興，宜賓不斷發展，地位也越來越重要。從殷代（公元前 1401 年）起，到明朝萬曆元年（公元 1573 年），在這個長達 3000 年的時間裏，僰人就生活在川南以及雲南東北部分地區。

宜賓興文僰王山，是僰人較早開拓生活的重要活動中心之一。

到了北宋政和五年（公元 1115 年），僰人在僰王蔔漏的帶領下，在僰王山上築城堞、修寨門，聚眾造反。但很快便被宋軍用「火猴戰」打敗，僰王被宋軍擒獲後招安。僰王山主峰黑帽頂下，至今保留著僰人所建的大寨門和城堞遺跡。在大寨門一側還有「桃園深淵」石碑一通，臥藏於荒草叢中。僰人兵敗僰王山後，在 400 多年的時間裏偃旗息鼓。

宜賓的興文、珙縣，在明代為四川要害之處，厄雲南之咽喉，宜賓、瀘州也在其控制範圍。由於中國西南為少數民族聚居地，因此大明朝廷在此地采用「土官」制度加以治理，也就是以少數民族自己為首領，並世襲行政長官，對該地實施管理。而興文、珙縣本為僰人 （都掌人）控制之下，僰人普法惡以彌勒佛降世為號召，於明正德九年（公元 1517 年），糾集僰人、苗人等少數民族起來反對朝廷，明廷以總兵吳坤為將，在石城山將其剿滅，並斬殺僰人普法惡。

不久，僰人餘部以鄉民間隙為機，複聚數萬人，造反聲勢浩大，朝野震蕩。明廷采取誘降方式，斬其首領，導致原本已放下刀槍的都掌人再次舉起反旗。而此次反抗隊伍不僅有僰人、苗人等少數民族，還有大量漢人參

與。他們以反對明廷的苛捐雜稅為目標，但最後還是被明朝軍隊鎮壓了。

興文縣有一山，名叫 「九絲山」，山上有城，名 「九絲城」，是僰人首領阿大王抗擊明代官兵的重要戰場。九絲山，位於興文縣城西南 60 公裏。世代居住著僰人，他們依靠九絲天險，壘石築城，銅鼓聚眾，時而反叛，時而歸服，反複無常。所謂「九絲王城」，其實是座好幾平方公裏的大山頂，僰人沿山築城，建有 48座哨所，3 道城門，一座大王宮和多處囤糧倉庫，其城之大據說要用九兩蠶絲才能圍繞一周。九絲僰王城是僰人生活的樂土。

明初至萬曆初年的 200 餘年間，明朝中央政府在各少數民族聚居地強行推行「改土歸流」（改傳統的土官制度為外來派遣官員的流官制度）政策，並調集川、滇、黔等地軍隊協同會剿僰人，前後曆經大戰十二次，但都沒有取得剿滅成功。

據《興文縣志》記載：明朝時期，中央政府積極推行改土歸流政策，加強對南方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激起僰人反抗，漸漸恢複元氣的僰人再次在宜賓的興文和珙縣兩地舉起反旗。

明神宗萬曆元年（公元 1573 年），明與蒙古、女真的沖突平息，倭患平定。朝政得到整肅，軍備得到加強，使明得以集中力量消滅僰人。

在宰相張居正、四川巡撫曾省吾等主剿派的積極推動下，明王朝派四川巡撫曾省吾、都督總兵劉顯，率川、滇兩省的漢、土官兵 14 萬人，集結宜賓。目標是對僰人進行大規模的血腥鎮壓。曆經數月拼殺，最後經著名的「九絲大戰」，攻克僰人王城。

為防止僰人再次造反，明軍將僰人一族殘殺殆盡。僰人從此銷聲匿跡，一個古老的民族就此淡出了人類的曆史。

為了徹底根除後患，防止僰人死灰複燃，曾省吾條陳十事：複兵道、設府佐、建城垣、移守禦、理疆土、扼要害、起民兵、通道路、設社學、恤民困等十條。九絲之戰後，明王朝為了加強對僰人故地的控制，取「幹戈止息，偃武興文」之意，改戎縣為興文縣，設建武千戶所，修築建武城。

建武是一個有著 400 多年曆史的古城，原名「內官寨」，現名龍泉村，位於川南興文縣九絲城鎮，與僰人最後的「王城」——九絲僰王城之間相隔九絲河，隔河相望，互為犄角之勢。《明實錄·神宗實錄》 卷 22 記載：萬曆二年二月壬子，「奉旨：縣名改作興文，所名與作建武」。

為修建武城，用銀 7767 兩，征用「敘、瀘二衛以及宜賓、富順等縣軍夫、民夫三千餘人」。

曾省吾要求修築建武城「務極堅固，以垂永久」。城經一年建成，周長 482 丈。因城基為泥田，修築非常困難，所以實際建成後的城牆與計劃的 900 丈實際減少幾乎一半。曾省吾將建武城 4 門命名為東寧、西寧、南寧、北寧，城樓為鎮邊樓。僅憑這四座城門門名都帶一個 「寧」字，便可窺見此處曆來動蕩，朝廷內心不寧的程度。而這樣的命名，在中國城建門名曆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皇明大事記》載：「內官寨地廣衍，氣候甚平，即其中築城曰『建武』。」建武為城，是萬曆皇帝親自命名。城的修建由總兵劉顯親自督造。

建武城建成後，「設總兵兵備僉事坐鎮之，隸以安邊，同知一、守備司一、坐營司一、守禦千戶所一。」且周邊「其他阨寨，悉設堡戍守官兵，則自瀘州衛中前二所徙置焉」。可以看到，不論是所城的選址，還是建造，都帶有濃厚的政治、軍事色彩，皆因建武衛所設立本身，就是明朝重要制度的體現。它同周圍的九絲城遺址、都都寨遺址，成規模、成體系地再現了明王朝在西南地區推行改土歸流、廣設衛所的曆史現實。

衛所，是明代主要軍事制度的基本組成單位。明太祖在借鑒隋唐府兵制的基礎上，創設衛所制度，從京師到州縣皆設衛所。建制是一個標准的衛，下轄左、右、中、前、後 5 個千戶所，每個千戶所有軍人 1120 名；千戶所下轄 10 個百戶所，每個百戶所 112 名軍人；百戶所，下設總旗、小旗。衛所軍戶世襲，家人與之同駐。除去日常的軍事任務外，還需要參與屯墾，以實現寓兵於農、屯守結合。衛所的設立，伴隨著一定數量的軍事移民。九絲大戰後，建武所留駐軍 17600 餘人。這些軍士的家人也隨之來到此地。這些外來的大批移民，為當地注入了新鮮的勞動力、生產技術，形成了外遷者與土著居民直接的文化交流與血統混血。移民的軍屯更與當時的商貿商屯、民徙民屯一起，以衛所為中心向外擴散，形成了新的經濟與文化基礎。來自各地操著各種口音的軍事移民、商貿移民們和土著民一起，在建武這塊土地上進行密切的語音交流，形成了卷舌和翹舌音很重，並有別於附近區域的獨特口音，這就是當地所說的「建武話」。

建武城在鼎盛時期，城內駐軍 1.5 萬人。城內每天人聲喧嘩，商賈雲集，城內貨棧、客棧、馬店百餘家，專職挑夫、背夫逾千人。僅蘿蔔一項，每天銷售 300 擔

（挑）。商業繁茂，產業豐富。主要有榨油、飲食、釀酒、糖果、醃醬，綢緞、農副產品等的生產與銷售，尤其是糖果業和釀酒業非常發達，城內所產糖果，香甜、酥脆、化渣，在川南一帶名號響亮，成為地方知名招牌特產。衛所城市，是衛所文化的根基。

從明朝初年開始，朝廷通過剿撫並用的方式，逐步實現了對西南各少數民族地區的改土歸流，並在這些地區設置了密集的衛所，實現了有效管控。這些政治、軍事措施，客觀上逐步催生了衛所文化的形成。衛所從開始單純的政治組織、軍事堡壘、屯田單位，同地方民族貿易往來、生活往來，婚俗往來等交流交融，促進了血緣與文化的融合，最終形成多元的地域文化，成為長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明代，建武城初成時，「城周四百八十二丈，上陽橋四百四十間，下水洞二座，三門。各樓中為兩院行臺，為兵備道，為總帥府，為安邊同知署，為坐營守備廳，為建武所，為倉儲，為學舍，為城隍旗纛廟。外堡十五，墩二十二」這種衛所城市的聚落文化，在後來的地方文化發展中成為榜樣，並逐漸形成新的地方文化。建武千戶所，一直維系到清朝初期撤所改廳，從軍事衛所體系劃歸地方行政體系才落下帷幕。

你如果到了建武城，一定要去看看「明碑」，這是僰人亡族的見證。

建武城崇報祠的 《功宗小記碑》、《西蜀平蠻碑記》、《平蠻頌記》、《平蠻頌》、《戎平碑》 等五塊刻文石碑，其中最大的兩塊《西蜀平蠻碑記》和《功宗小紀碑》，重量不低於 10 噸。石碑上記載了這段「平蠻」曆史，並立碑以歌頌當時明軍「平蠻」的「功德」。這些具有重要文史價值的石碑，不僅全國罕見，文物價值高，而且碑上的「龍蛇體」、「戈矛體」、「童體」等精彩的書法碑文，也有極高的藝術價值。

此外，不遠處的建武古城旁邊的九絲僰王山上，還有浙江布政使宜賓李文續所撰《都督劉公生祠記》，以及《西關崖下碑》和《九絲崖詩刻》石刻。建武石碑與九絲山石刻相互印證，相對比較完整地再現了明王朝剿滅都掌蠻（僰人）的曆史事件。

2014 年 10 月，考古專家們與宜賓市文管局和興文縣文管所的專家一道，再次走進九絲城鎮都掌蠻最後的據點。

專家們在九絲山後的一段崖壁上，發現了崖棺葬遺跡。崖棺葬與懸棺葬是川南地區極具特色的葬式。這些崖棺開鑿於懸崖絕壁上，長方形，排列較為規則。崖壁上遍布小孔，是開鑿崖棺或放置棺木時所開鑿的棧道孔。到達建武城後，他們先後考察了衙門舊址、禹王宮舊址、張家祠、文廟舊址、建武明碑、明代古井、城隍廟等遺跡。

建武現存六通明碑，其中《平蠻碑》刻於明萬曆二年 （公元 1574 年） 三月，禮部尚書國使館修撰李長春撰文；《功宗小記碑》刻於萬曆二年（公元 1574 年）中秋，明四川巡撫曾省吾撰文，下半部殘毀，上半部文字尚可識讀；《戎平碑》作者及撰立時間不詳，字跡斑駁不可識，嘉慶、光緒年間修方志時，所載碑文已殘缺不全；《西蜀平蠻碑》，明萬曆二年（公元 1574 年）翰林院經筵講官任翰撰文，字跡剝蝕嚴重，幾乎無法識讀；《建武廳城碑記》，明禮部尚書國使館修撰李長春撰文，風化嚴重；《天險洪關碑》，明萬曆四年（公元 1576 年）都督總兵劉顯撰文，保存完好。而萬曆元年 （公元 1573 年）九月，潼關兵備道周爻撰立的 《平蠻頌碑》，1950 年被毀。此外，文廟舊址欞星門尚存，建於清乾隆二十六年（公元 1761 年）三月，目前與建武明碑一樣，是全國文物保護單位。

禹王宮及衙門舊址附近，有殘碑十餘通，時代以清代至民國為主，內容涉及修廟、抗戰、題字等多個方面。遺憾的是這些碑刻大多散亂堆放，沒有得到妥善保護。此次調查，摸清了建武城內的文物布局和保存現狀，並對一些重要文物進行了數據測量、圖片拍攝和文字記錄。

在封建社會，僰人為了生存和發展，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今天盡管僰人作為獨立的民族已經成為曆史，但一些實物、遺跡和風俗文化卻幸運地保留了下來。以衛所為坐標，將少數民族的興亡史同中原王朝王權的維護史結合起來，我們可以比較全面地審視都掌蠻（曆史上長期活躍於南廣河流域的以僰人為主的多個族群的合稱）漢化與消融的過程，認識和反思中華民族發展的軌跡。中央王朝下如此大的功夫，由政治目標，軍事手段最終解決的依然是文化問題，將邊沿化的宜賓僰人文化個性，統一到中央王朝倡導的核心文化共性上來。對僰人用兵，下狠手，並用衛所制度加以鞏固，客觀上實現了政治和文化的融合。

僰人雖然生活在大山中，但因為犍為郡、僰道城 （宜賓）的長期統治，從根本上說它還是鄉紳文化和廟堂文化的統一，也就是地方文化個性與王權政治共性的統一，其特點是既相生也相克，但文化的根本價值觀是一致的。

碼頭，袍哥，鄉紳由於宜賓地處金沙江和岷江交匯的長江第一城，它和重慶、樂山、眉山、瀘州、萬州、涪陵等沿江地區，共同形成了碼頭文化，其代表性就是袍哥幫派，它是碼頭文化的產物。但宜賓跟中國其他地區的碼頭文化一樣，不僅僅是碼頭文化，還有更深層次的鄉紳文化作基礎和背景，而鄉紳文化的本質是隱士文化（生態），它與廟堂文化（民生）共同構成中華文化精髓，即核心價值觀體系。

隱士文化（鄉紳文化）許由是開山鼻祖，老子、莊子為代表，一大批文化精英成為追隨者，形成中華文化的另一種核心文化，它賴以生存的沃土就是民間。隱士文化關心民生，與自然和諧相處，修身養性，追求天人合一。他們具有治國安天下的向往與能力，在國家大爭、大亂之時，挺身而出，愛民護國。隱士文化為國家、民族儲備精英，形成文化的多元性，與廟堂文化一道構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廟堂文化以許由同時代的黃帝為祖師拉開帷幕，孔子、孟子為代表，以仁愛（忠君愛民）為宗旨，齊家治國安邦平天下為理想抱負，學而優則仕為路徑，以仁愛君子為修身的要求和方向。他們就是我們習慣上說的統治階層，是國家這部機器的精神團隊，是國家這部機器的重要組成人員。

四川成都、重慶、樂山、宜賓、瀘州、萬縣、涪陵等地都是長江及其長江重要支流邊上的碼頭城市，由於碼頭自古是貨物運輸集散地，商賈往來頻繁，經濟發達。為維護各方勢力，人們自發組織幫會抱團求生存，他們就是「袍哥」。

「袍哥」這個名稱，源頭取自《詩經》中的「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即有衣同穿、有飯同吃、有福同享、有禍同當的「兄弟」理念。四川地界基本上都被袍哥組織控制，不只是客觀上的水陸碼頭，比如成都並非是長江的碼頭城市，但它是長江最大支流岷江岸邊的大碼頭，一座富饒的農耕城市，它是袍哥頻繁活動的地界，而袍哥的地盤有沒有船都叫碼頭。

天下袍哥是一家，只要你是袍哥的人，什麼事情都好辦。如果不拜袍哥的碼頭，不管你是當官還是做生意，哪怕是討飯，都不好混下去。袍哥發源於清朝初年。碼頭與袍哥文化的核心，是「仁義禮智信」。袍哥碼頭分五個堂口：「仁、義、禮、智、信」 （又稱威、德、福、智、宣）」。五個堂口是五類性質的人參加：仁字旗是有面子、有地位的人物；義字旗是有錢的紳士商家；禮字旗是小手工業勞動無產者。至於智、信兩堂的人，都是社會中 「最低級」的體力勞動者。四川袍哥總人數估計在 300 萬人左右，占成年男性的五分之一。

宜賓是川南水陸交通樞紐，袍哥更盛，城鎮中成年男性的 90%、鄉村中的 70% 都參加了袍哥組織。李莊古鎮，位於四川宜賓東郊長江南岸，素有「萬裏長江第一古鎮」之稱。

李莊距今已有 1460 年建鎮史，是長江邊上的千年古鎮，擁有 「江導岷山，流通楚澤，峰排桂嶺，秀流仙源」的地理屬性。

從梁代大同六年（公元 540 年）起，在李莊設置南廣縣和六同郡；隋朝中因避隋煬帝楊廣的名諱，改南廣縣為南溪縣；唐代戎州（今宜賓市）府治曾二次遷駐李莊；北宋初年，南溪縣治才從李莊遷至現在的南溪縣城所在地仙源壩。到此李莊才結束了作為縣城郡府的榮耀，但卻因此積澱了豐厚的曆史人文。

李莊是宜賓碼頭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它的諸多做派和文化元素，都具有宜賓碼頭文化的典型特征，或者更直接了當地說：李莊就是宜賓袍哥文化的標本。明末清初，由於戰亂，四川人煙稀少，土地荒蕪，於是新任巡撫張德地上書朝廷，奏請川省招流返籍，移民複墾。湘、鄂、粵、桂、閩、陝、贛、滇諸省移民紛至遝來，他們大多順著長江水道，穿三峽、進重慶，分流川西平原。作為長江第一古鎮，作為岷江下遊長江上遊的重要碼頭，李莊必然成為「湖廣填四川的要地」。李莊古鎮文物古跡眾多，人文景觀薈萃，古建築群規模宏大，布局嚴謹。比較完整地體現了明、清時期川南民居、廟宇、殿堂等建築的特點。鎮上酒肆茶樓眾多，商店字號林立，街道繁華熱鬧。石板街道兩旁多為明清建築，風火山牆高聳，雕花門窗古色古香。院落間有幽深小巷，臨江碼頭，石板階梯層層疊疊而上，通往大街，具有濃厚的川南水碼頭地方民族特色。古建築群中的木雕、石刻做工精細，表現人物、事物栩栩如生，有較高的藝術價值。鎮內規模較大的清代建築有旋螺殿、禹王宮、東獄廟、南華宮、天上宮、祖師殿、文昌宮、慧光寺、張家祠堂、羅家祠堂、四姓大院民居、肖家院民居等。每年從農曆三月東皇會開始，往往鎮這邊廟會方歇，街那邊鑼鼓又開，好戲連臺，此起彼伏，整個李莊宛如一個大舞臺，熱鬧場景如同一幅永遠不會疲倦的畫卷。著名文史專家，民國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對李莊這座藏在大山深處的「桃花源」十分感佩：斯年漂泊於西南天地之間數年矣，滇池巴渝不遑寧居，聞其雅正之音，

觀其甲部之學，知今日西南之系於中國者，蓋遠過於巴蜀之於炎漢矣。晚來南溪（李莊），暫獲棲止，益驚其一邑中人文之盛，詩人輩出，後先相踵。

由於李莊是長江水路宜賓去往重慶的重要水路驛站，距離宜賓 19 公裏。從宜賓經李莊去瀘州、重慶，可直抵南京、上海，進入岷江河道則可到樂山、眉山、成都。獨特的地理位置，決定了李莊在曆史上作為兵家必爭之地和貨物集散地口岸的重要性。

李莊，既是長江第一古鎮，又是袍哥文化的標本，還是四通八達的長江水路重要碼頭，名頭很大！很響亮！卻名不見經傳，彈丸之地而已。

然而在 1940 至 1946 年間，由於抗日戰事所迫，中國知識界的一次群體性南渡西遷，使李莊這一當時不過3000 人口的小鎮，一夜之間成為與重慶、昆明、成都並列的四大抗戰文化中心。

突如其來的因緣際會，將李莊這座千年古鎮推向了曆史的風口，它的名字也因此直接和中國命運緊緊地聯系在了一起。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借盧溝橋事變發動了對中國的全面侵略。10 月 29 日，淞滬大戰國民黨軍失利，蔣介石在國防最高會議上發表了《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的講話，確定以四川為抗戰大後方，以重慶為國民政府駐地。12 月 1 日，國民政府在重慶正式辦公。國民政府遷址重慶，隨之帶動了一系列行政、學術機構的大規模內遷。

1940 年，國立同濟大學、金陵大學、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國營造學社等十多家已經遷往昆明的中國高等學府和科研院所，又從昆明啟程，遷駐四川宜賓李莊。

此時的李莊，大師雲集：傅斯年、李濟、梁思成、劉敦楨、林徽因、董作賓、梁思永、李方桂、趙元任、全漢升、董同龢、芮逸夫、遊壽、勞幹、石璋如、張政烺、夏鼐（nai）、曾昭燏（yu）、李霖燦、龐薰琹（qin琴）、莫宗江、童第周、丁文淵、羅常培、向達、丁聲樹、魏建功、任繼愈、陶孟和、羅爾綱、梁方仲、吳定良、夏堅白、方俊、貝德士…… 僅就這一名單，可以說中國當時的社科領軍人物，幾乎全部薈萃於李莊。不僅如此，還有當時還是學生學徒的後來成長為泰鬥級大師的，如同濟大學的學生吳孟超、營造學社的學徒羅哲文、營造學社的王世襄等也在李莊深造。直到抗日戰爭勝利後的 1946 年夏天，當載著最後一批學者、師生和教育物資的輪船，從李莊碼頭鳴笛起錨，順江而下時，李莊才徹底完成了這一特殊時期的曆史使命。

時間回到雲南。

1940 年 5 月，西遷的學術逃亡者們，在昆明剛剛安定下來不久，然而隨著戰事進一步迫及內地，春城上空的轟炸也日趨頻繁。學者們不得不丟開手裏的工作，頻頻躲避空襲。

同濟大學計劃在昆明海埂重建校舍，經費籌措和校園設計已同時啟動。正在這時，同濟高職機械科的學生項瑞榮在空襲中，於小壩附近被日本飛機扔下的炸彈炸死。噩耗傳來，人們驚恐悲憤，而原本在昆明的建校計劃因此戛然而止。同濟大學不得不考慮再次遷址，計劃遷往四川，並向四川校友發出協助尋找接收之地的函件。在昆明的中研院史語所、社會所和中博院等單位也在醞釀搬遷事宜。

四川宜賓中元造紙廠是抗戰爆發後的內遷廠，廠長錢子寧收到母校同濟發出的電文後，馬上開始認真選址，八方托人，四處考察。

那時，交通自然是看好水路，錢子寧的首選目標是江邊市鎮。當時的宜賓主城已是擁擠不堪，並且已有一部分學校為避免日本空襲早已疏散到附近。因此，要接納擁有數千師生的同濟大學，顯然無能為力。重慶沿江而上，經瀘州轉沱江，經宜賓轉岷江、大渡河，經嘉陵江轉合川、南充、閬中…… 沿江大碼頭已人滿為患，且頻頻遭受日機轟炸。入川選址成了一件頭疼的事。

偏安一隅的李莊，則依舊過著平和的生活，遠方的戰事和周昭的新聞時常被當地人拿做茶餘飯後的談資。次年某日，四川南溪縣李莊的鄉紳羅伯希、王雲伯在縣城吃茶，聽茶客們談起，日本人占領了湘、鄂、桂後，雲南也開始吃緊，逃難昆明的學術機構又要轉移，先遣人員已經來川選址，但南溪當地政要和士紳並未應允，當官的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士紳賢達擔心「外來人」會帶壞鄉風民俗，當地居民則擔心把地方上的物價抬高…… 他們婉言拒絕了請求。說者無心，聽者有意。羅伯希、王雲伯二位鄉紳憂國憂民之心被立即喚醒，他們馬上意識到這是個接納中國落難學者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他二人都是見過大世面的人，羅伯希做過軍閥的副官，還在成都當過 26 集團軍辦事處參謀，解甲歸田後，在南溪甚至宜賓一帶餘威猶存。

二人離開茶館，急急忙忙將這個重要信息帶回李莊。他們首先向長輩羅南陔報告了這一情況。羅南陔人稱羅

老表，儒雅中帶幾分威儀。他聽了羅伯希的報告後，立即約請張官周、楊君惠、宛玉亭、範伯楷、楊明武、鄧雲陔等鄉紳名士，並通知全鎮名流齊聚羊街八號宅邸，共同商議邀請事宜。

通過商議，他們最後達成共識：認為李莊有能力接納這些文化科研機構，而這些機構的到來，無疑會對李莊的文明進步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動和影響，地方上的眾多青少年也會因此受到良好的教育，而有更大的可能成為國家棟梁之材。更何況，危難之時支持國家，是民族大義，「雪中送炭」是中華美德……

作為長江水陸大碼頭的李莊，自然是袍哥幫會盛行，勢力最大的是「哥老會」，舵把子範伯楷，人稱大蜘蛛，依次是閑二爺（二排）、當家三爺（三排）、紅旗大管事（五排），餘下的都是跑腿送信的小嘍啰。那天，袍哥舵把子範伯楷在四方街亮相，把不隨便穿的白綢衫下面兩顆扣子解開，大包天往後一抹，八字腳一蹬。身後的兩個副印立即傳話：「午門接旨」。那是去茶館開會的暗號號令。於是山山嶺嶺、各鄉各保，所有下屬碼頭負責人，齊聚長江茶館，共商「支持抗戰」歡迎下江人「落腳李莊」這一頭等大事。商議結果自然是全力支持。

幾天之後，羅伯希、李清泉代表李莊各界，乘船到宜賓去請錢子寧。錢子寧聞訊後有喜有疑，最大的疑慮是李莊有情，不知同濟可否中意？但他到了李莊，看了山川形勝，考察了民風民情後，錢子寧一塊石頭終於落了地。

有了與錢子寧的初步洽商，羅南陔等人代表李莊各界草擬了一封十六字的表態歡迎電文：「同大遷川，李莊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給。」

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幾乎所有城市和地方都滿目瘡痍，但李莊卻能在危難的關鍵時刻發出一封熱情真誠的「邀請」電文，這是多麼溫暖和令人感激的事情。特別是「一切需要，地方供給」這八個字，字字千鈞，字字飽含溫情，因為這背後的巨大犧牲和艱難貢獻，絕對遠遠超出於因一時激動而做出的「邀請」決定困難無數倍，而這是一個鎮對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的像大山一樣莊重的承諾。

除歡迎電文外，李莊隨即又寫了幾份函件，從曆史、地理、交通、物產、民俗、風情等方面逐一介紹，分致同濟大學和國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

同濟派理學院院長王葆仁、事務主任周召南等，赴川籌備遷移事宜。

教育部長兼中研院代院長朱家驊把這一情況通知了駐昆明的中研院史語所、社會所等單位。

史語所副研究員芮逸夫、事務員王育伊隨即趕來。他們對李莊一見鐘情，在彬彬有禮熱情周到的宴席和茶座上，一一議妥了遷移的一切事宜。

就這樣，一個對中國文化具有深遠影響的行動，便悄然打開了大門。

李莊，中華香火的繈褓1940 年秋，同濟大學率先遷入李莊。

不久，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營造學社、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金陵大學文科研究所，也沿著同濟大學的車轍相繼入川。幾經輾轉，於 1940 年冬抵達李莊。至此，十多家國家級高等學府和研究機構紛紛遷駐李莊。知名專家、學者雲集這裏，使這裏一瞬間成為了抗戰後方的文化中心之一，李莊也因此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學術避難所。

國難當頭，天下皆貧。當時李莊的鄉紳們要做好接待安置這群逃難機構，及其相關人員，非常困難。李莊鎮統共 3000 人口，面積只有幾平方公裏，這個數字幾乎等於李莊的飽和容量。如何才能接納 12000 餘口「下江人」長駐於此？這是一個超飽和的數學不等式。更何況是在極度困難的時期。

面對著忽如其來的變化，李莊的鄉紳們事先也未能料想到。當問題擺到眼前時，他們沒有選擇退縮和逃避，而是咬緊牙關迎難而上。鄉紳們經過再三商討，毅然決定將廟宇、祠堂和自家居所全都讓出來，供入駐學術機構、學校和學人們使用。

鄉紳們率先捐出了自家的祠堂。祖先的牌位被轉移到各個支祠，他們心中有大義，不怕族人指為「數典忘祖」的非議，而另一方面，這又是碼頭上「義」字當頭的袍哥文化的正常反應。但不管怎麼說，這畢竟是在 「百善孝為先」的文化背景裏，李莊的鄉紳們做出的選擇。這對於這些看重祖德的他們，是非常艱難的事情，而最了不起的，是他們做了。

之後，同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搬進了羅家祠，而張家祠則是中央博物院的所在地…… 除了祠堂，還有廟宇。在李莊百姓驚疑的目光中，平時接受信眾頂禮膜拜的神仙、菩薩也被「請」了出去，半截身子埋在了江邊的土裏。於是，同濟大學的校本部設在了禹王宮，

工學院搬進了東嶽廟，祖師殿是醫學院的解剖課堂，南華宮則是理學院的教學用房。得罪祖先和神靈，在 20世紀 40 年代還不怎麼開化的中國西部小鎮，至今想來依然是不可思議。

奇特的事情不止一樁。一大批國寶級文物，在李莊躲過了戰火浩劫。為了給抱病在床的梁思永騰住處，羅南陔把已成婚的大兒子一家趕回了鄉下。

不論抗戰歲月多麼艱苦，學者們都沒有停下手中的筆，都沒有懈怠自己的事業和使命。中國文脈在西南邊遠小鎮李莊綿延發展。在那幾年祥和、安靜、貧困的非凡日子，許許多多的民國大師們，在李莊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

中國建築科學之父梁思成。成立於 1930 年的「北平中國營造學社」，是中國第一個以調查、研究中國古代建築為己任的學術團體。李莊期間，梁思成帶領大家，在完全沒有任何印刷設備的情況下，用藥紙、藥水手寫石印，連照片都一筆一筆描繪出來，硬生生手工制作了七卷兩期的土紙版 《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編著完成了 《圖像中國建築史》等一批建築領域的經典著作。不僅如此，梁思成自己也全身心地投入編寫《中國建築史》，他研究中國建築的扛鼎之作《中國建築史》在李莊誕生。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李濟。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李濟，也許是最不幸的，他有三個孩子。1942 年 1 月，大女兒因身染傷寒，在李莊不治而亡；而在 1939 年，他的二女兒又在昆明去世。陷入巨大悲痛中的李濟，以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工作來忘卻悲痛。在李莊，他寫出了《遠古石器淺說》。他以殷墟發掘為基礎，建立了殷商文化在曆史上的地位，寫成 《殷墟器物甲編：陶器》 《西陰村史前遺存》等，還寫成英文著作《中國民族的形成》《中國文明的開始》等。從李濟開始，中國考古學開始擺脫曆史學的附庸地位，成為一門獨立學科。非漢語語言學之父李方桂。1946 年，李方桂的語言學著作《美國土語的結構》出版，他贏得了世界聲譽。美國人至今都很感激他，認為他為美國保存了絕種的語言文化。李方桂在李莊期間，組織大規模的中國南方少數民族語言調查，他帶著助手和學生，到雲南、貴州邊寨，進行了漢語方言、傣語、壯語、藏語及泰國泰語的調查，取得豐碩成果。1948 年李方桂成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1950 年當選為美國語言學會副會長，這個職務是世界語言學權威的象征。

董作賓在李莊板栗坳戲樓上的一張大門板上，反複梳理和研究上面的甲骨，在千頭萬緒中重建殷商時代的曆史。他借蔔辭中有關天文曆法的紀錄來解決殷商年代的問題，利用有年曆根據的甲骨文，把商代晚期 200 多年的曆史輪廓紮紮實實進行重建。他耗費多年心血後，《殷曆譜》1945 年終於在李莊出版。這是一部在甲骨學史上具有裏程碑意義的著作，是研究甲骨文和殷商史重要的參考資料。著作分為上下兩編，上編 4 卷，下編 10卷，受當時條件的限制，只印了 200 部，且每部都有編號。《殷曆譜》 出版後，蔣介石親自簽發嘉獎令，以茲表彰。勞榦 （gan 幹） 在李莊的農舍裏默默工作了三四年，最後獨立完成了居延漢簡的全部整理和考釋，並發表了20 多篇居延漢簡的研究論文。他的《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兩部巨著相繼在李莊出版。居延漢簡研究是國際漢學界矚目的重大科研課題，《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的出版，進一步擴大了漢簡的研究領域。

李霖燦，在李莊張家祠堂的廂房裏，根據他的考察資料編撰《麽些象形文字字典》一書。經過艱辛的努力，這部書稿終於於 1944 年 6 月以手寫石印的形式在李莊出版，被列為中央博物院專刊乙種之二。董作賓、李濟等為該書作序，給予了 「分類精細，解說詳明，材料豐富，表音准確」的評價。這部字典，填補了納西東巴文化研究的空白，創下的收字紀錄，至今仍未被同類字典超越。此書一問世，即引起語言學界、民族學界的關注。李霖燦一鼓作氣，又編寫出《麽些標音文字字典》，1945 年由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列為專刊乙種之三印行。從動蕩的田野調查，到李莊安靜的治學，李霖燦經曆著極大的人生嬗變，僅數年之間，即譯注了 20 多部納西象形文字及標音文字經典，一躍而成為一位有很高造詣的民族學、人類學學者。納西人稱他為「東巴文化之父」，在麗江木王府，為他專門建立了一座李霖燦紀念館。梁思永是梁啟超最看重的一個兒子。1948 年，梁思永和兄長梁思成一同被國民政府選為首屆院士。而史語所考古組的梁思永先生，身體狀況不好。到了李莊之後開始鬧胃病，胃病剛好，竟然又得了肺結核。但他就是拖著那樣的身體，寫出了殷墟侯家莊西北崗發掘報告的綱領，為這一鴻篇巨制的發掘報告構建了良好的框架。1941 年，梁思永、董作賓合著的中國第一本大型田野報告《城子崖》在李莊石印出版。

李光濤、王崇武整理明清檔案。明清檔案整理是一項宏大的工程。清內閣大庫檔案，原是清朝政府在內閣大庫中存放的詔令、奏章、則例、賀表、卷案、實錄、殿試卷及各種簿冊等。原本重 15 萬斤，史語所收存時

只剩下 12 萬斤。在整理內閣大庫檔案的同時，史語所還組織了《明實錄》的校勘工作。在李莊，李光濤和王崇武等整理的內閣大庫檔案及《明實錄》，缺少印刷條件未及刊印，1948 年後史語所遷往臺灣，自 20 世紀 50年代中葉至 70 年代，相繼出版《明清史料》的戊、己、庚、辛、壬、癸 6 編共 60 冊；李光濤選編的《明清檔案存真選輯》3 集也影印出版。《明實錄》的校勘工作於 20 世紀 60 年代初最終完成並刊布於世。美籍華人當代著名曆史學家黃仁宇以大曆史觀的嶄新視角，研究明史，取得成就。他曾直言不諱，他的成功得益於史語所明清檔案的整理與公布，他從《明實錄》中獲得了前所未見的史料。其實，明清檔案整理就是新史學的奠基石。此外，還有羅爾綱的《世傳太平軍奸淫殺戮考證》《太平天國革命的背景》，董同龢的 《上古音韻表稿》 《漢語音韻學》，芮逸夫的《中國的岩葬制》《四川的蠻洞與湘西的崖葬》，馬學良的《薩尼倮倮語語法》，更有史語所集當時學術大成的《六同別錄》（這本高品質的學術文集，共收入學術論文 28 篇，涉及曆史學、考古學、文字學、人類學、民俗學等諸多領域，成為史語所留給李莊的最珍貴的學術文集）等等雄文大作，相繼問世，並且對後世影響深遠。

除梁思成、李濟、李方桂之外，一批令人景仰的學術大師也在李莊成長起來，中國實驗胚胎學的主要創始人童第周、中國民族學的開拓者淩純聲、中國體質人類學的奠基人吳定良、中國肝膽外科之父吳孟超……等，他們為我國曆史學、民族學、考古學、語言學、體質人類學等諸多現代學科的建構，做出了開拓性、奠基性貢獻。

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戰爭時期，民國政府中央博物院遷駐李莊張家祠堂，故宮博物院的 3000 多箱國寶級珍貴文物也隨之輾轉運到這裏，在李莊存放了整整 6 年。另外，史語所帶來的從殷墟發掘的 1.8 萬多塊甲骨文龜片，20 多萬塊陶片，以及大量的明清檔案、古籍善本，都存放在李莊。

這是多麼驚天動地的事情！

在李莊這個逃亡之所，學者和學生們被高密度地壓縮在長江上遊不足 5 平方千米的逼仄地帶，這裏幾乎成了學者和學子們全部的活動空間。然而學人們不僅沒有被困難壓倒，反而更加努力和奮進。

就以先期到達李莊的同濟大學為例，在李莊的 5 年中，他們迅速發展起來，增設了法學院，工學院增辦了機械專修班，理學院的數理系擴大為數學和物理兩系…… 這一時期，同濟大學逐漸發展為綜合大學。到1945 年，全校總人數已達 2423 人。

在那段不尋常的歲月裏，李莊人的付出得到的第一筆回報便是：那幾年，李莊人只要具備條件，從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直到碩士，所有學業都可以不出小鎮就能完成。這正是李莊的鄉紳們的願望，他們所有的付出，期待的只有一點：澤被後世。

短暫的 6 年，李莊為中華的文脈提供了保護所，營造了涵養地。同濟大學在李莊培養了 3000 多名畢業生，許多學生成為國家的棟梁之材。後來在大陸成為「兩院」院士的朱洪元、陶亨鹹、王守武、唐有祺、俞鴻儒、盧佩璋、吳孟超、王守覺、吳式樞、裘法祖、曹楚南、吳旻等人都在其中。據不完全統計，從李莊走出去的學者、學生中，後來成為大陸和臺灣地區院士的就有 40 多位。關於這段發生在李莊的感天動地的曆史，正如抗日戰爭勝利後，史語所回遷南京時，陳盤文、勞榦、董作賓題額的《山高水長》留別碑記所述：「海宇沉淪、生民荼毒、同人等尤幸而有托。不廢研求，雖國家厚恩，然而客至如歸、從容樂居，以從事於遊心廣意」。由此，李莊形成的文化現象和文化形態，是中華民族隱士文化和廟堂文化在大災難危亡時刻的合流，共性便是愛國護民的具體呈現，是一大批學人的矢志堅守和李莊鄉賢及民眾的文化情懷的絕美表達。

正如 1943 年英國駐華使館科學參贊、生物學家李約瑟到訪李莊後在筆記本上寫下的話：「中國人具有民主的幽默感和儒家高尚的社會理想。認為中國人會屈從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誘降是不可思議的。」其實李約瑟看到的還是表面，鄉紳文化的晴耕雨讀是農耕文明的常態化，廣大遼闊的鄉村是中國隱士文化的濕地，也是廟堂文化的後方，這是中國文化持久堅韌的力量，也是發展和反噬的生存密碼，具有超凡的生命力。

曆史也有意外，當促成李莊與中國讀書人及其機構這段避難美談的士紳們還陶醉在自己的大手筆作品中時，曆史的大轉折正在悄然來臨。李莊偉大的榮耀後輩人全然不知，老人們選擇了沉默。而始作俑者，李莊的鄉紳羅南陔、張訪琴、楊君慧等在大曆史的轉折關頭，被押赴李莊操場當眾執行了死刑。羅南陔死於鎖喉炮，他張開嘴巴，似乎想說些什麼，然而彈頭眨眼間便從他的後頸窩穿過口腔飛出去不知去向。這群鄉紳在完成了自己的曆史使命之後，他們用生命為自己故鄉的文化做了最後的祭品。當年，李莊的鄉紳曾預見，只要接納同

濟大學等文教機構，必將惠澤李莊的青少年，這些沒有契約的初衷幾乎落空。然而，作為中國人，我們應該永遠記住支持支撐中國學術和接納那批文化大師的李莊，以及默默無聞的李莊鄉紳們。

李莊是低調的，低得甚至無調，但能夠修建那麼多經典的建築，就連中國建築科學之父梁思成都贊不絕口，這難道不是萬裏長江第一城的鄉紳文化的經典嗎？李莊沒有因為做了這樣一件體面的惠澤中華的大事而自吹自擂，做了就做了，李莊幾乎都忘了，他們甚至連一塊功德碑也沒有立。而那一塊「留別李莊栗峰碑銘」的石碑是當年民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同仁們離開李莊前湊錢刻寫的，這是李莊的品德。

當 2000 年，作家岱峻尋訪李莊時，村幹部大為不解，「中央研究院？中央的人哪會到我們這裏來？」村民以為這個四處打聽的人是收舊門窗的販子，所以李莊人不知道李莊發生了什麼事？岱峻先生的書也只能是《發現李莊》了。

2023 年，我們走進了李莊的博物館，走進了李莊的曆史。如今，李莊不僅有 《發現李莊》，還有 《那時的先生》《南渡北歸》等等。

李莊的記憶正在逐漸蘇醒。

大哉，長江第一城縱觀曆史，橫看現實，宜賓擔得起萬裏長江第一城的稱號。

僰人留下了懸棺，李莊留下了故事，宜賓留下了長江首城的文化精神，金沙江、岷江自天際奔來，長江滾滾一路向東奔流不息……

曆史上的宜賓，說一千道一萬，除了「萬裏長江第一城」 的不爭區位，餘下的所有一切不外乎都是 「路」：秦漢以來宜賓的旱路以五尺道、南夷道入滇黔為基礎，隨著朝代更替和曆史發展，古道繼續向南延伸，可以通往越南、老撾、緬甸、柬埔寨…… 而水路則以金沙江、岷江和長江為主體，向東經重慶、穿三峽、至武漢、南京、上海，繼續航行就可以駛入大海通向世界。宜賓古路創造了那個時代的偉大與輝煌，然而宜賓主城卻被三江困繞，水路截斷了旱路，將宜賓城切割成小塊兒，來往進出只能依賴舟楫，嚴重欠缺橋梁對兩岸的連接，不僅嚴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也讓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非常不方便。宜賓，無論是茶馬古道的馬幫背夫，還是水路碼頭的航行舵手，或是裝卸貨物，或是搬遷運輸，所有的行為努力，用速度來衡量只有一個字「慢」！

幾千年裏，宜賓在沒有橋的時代，金沙江、岷江、長江是條條難以逾越的天塹，滔滔江水阻隔，岸與岸之間的人民只能望江興歎。

從 1958 年至 2008 年的 50 年間，宜賓在金沙江、岷江和長江上分別架設了第一座大橋，實現了千年夢想零的突破。1958 年 10 月 1 日岷江鐵路大橋通車，橋長363.7 米；1968 年金沙江鐵路一橋建成，橋長 1065.6 米；2008 年 4 月 7 日萬裏長江第一橋菜園沱長江大橋落成，橋長 928.73 米。

2017 年至今，宜賓陸水空交通設施建設更是突飛猛進，三江九河大橋淩空飛架，跨度大，科技含量高，領先時代。特別是 2023 年臨港長江大橋建成通車，橋長1742.1 米，橋面寬 63.9 米，主跨 522 米。中間為 4 線每小時接近 400 千米的高速鐵路，兩側為雙向 6 車道城市快速路，最外側為人行道、非機動車道。既是世界最寬、跨徑最大的公鐵兩用鋼箱梁斜拉橋，也是世界首座采用公路和高速鐵路平層布置的橋梁。此橋的建成使用，促進了宜賓市與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以及雲南、貴州等地的互聯互通，助力打造宜賓南向開放的樞紐門戶。宜賓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一口氣與時俱進地在宜賓城區附近的長江、金沙江、岷江上修建了 10 多座大橋，使宜賓三江匯流的天塹變為通途，精彩完成了華麗轉身的蝶變，不爭地躋身於時代城市發展快車道行列。宜賓，高鐵高速加快推進，機場航線逐年增多，交通路網四通八達。這座城市從最初的第一座岷江鐵路大橋到今天的世界首座公路和高速鐵路平層合建的臨港長江大橋的建成使用，使中心城區正式進入環線時代。宜賓大學城十幾所品牌大學落成開學，十幾萬在校生成為宜賓未來發展的人才儲備，光伏新能源生產世界領先，經濟走上了優勢產業高端化，傳統產業新型化，新興產業規模化的高質量運行軌道，並連續入選全國城市 GDP百強，全國制造業百強，去年又入榜「全國數字經濟百強市」，創造了驚人的「宜賓速度」。

宜賓，長江第一城，在國家和民族危亡的時候，彰顯了長江文化的俠義、奉獻性格，為中華民族保存了文脈。在國家和民族發展的時候，如同金沙江與岷江爭流，義無反顧地勇往直前，兩江合流匯成大江，又以不可阻擋的輝煌氣勢，浩浩蕩蕩敢為天下先，乘風破浪直入大海！這就是宜賓精神，這就是萬裏長江第一城宜賓的城市性格！